多年深耕传染病研究和防控领域

管轶曾说过，“和病毒赛跑，赢了可以救回很多生命，输了可能就是大流行、大暴发，上千万的人可能会因此而死去。”

从1997年的香港禽流感、2002-2005年的东南亚H5N1、2005年青海湖候鸟禽流感、2003-2004年的SARS、2009年的猪流感，2012年以来的MERS，到2013年的H7N9和H10N8感染事件…… 与病毒和微生物打交道的二三十年里，管轶和裴伟士在流感和冠状病毒领域深耕细作，贡献巨大。

1997年，香港H5N1禽流感暴发，三分之一的感染者因此失去了宝贵的生命。疫情暴发后，远在美国进行博士论文研究的管轶迅速回港，与裴伟士合作，开始在香港大学展开对H5N1禽流感病毒的研究。

为厘清H5N1病毒的出现、演化及致病性，他们到活禽市场实地调查，一星期后成功分离鉴定出了新型的H5N1禽流感病毒，又根据研究成果提出了定期关闭活家禽市场、当日清理和防止市场内活家禽过夜等防控策略。

盖尔德纳奖官网介绍称，管轶和裴伟士对厘清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包括H5N1、H9N2、H6N1、H7N9、H5Nx等）的出现、传播、流行病学和发病机制作出了重大贡献，并为亚洲控制禽流感病毒工作上提供了循证方法。

2003年暴发SARS疫情（“非典”）。裴伟士团队率先鉴定出导致SARS的冠状病毒并阐明了其发病机制及传播方式，及时研发诊断测试方法并与国际社会分享。同时，管轶团队在广东野生动物市场明确了人类感染SARS的源头及人畜感染的交界面，这一发现加快了广东政府关闭野生动物市场的步伐，避免了SARS于2004年度的再次暴发。

2015年，管轶团队还率先明确了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MERS）在沙特阿拉伯的人类感染源头为单峰驼，为疾病防控提供了重要依据。

“管轶和裴伟士在病毒监测、人类感染溯源、新发传染病的深入调查、诊断与控制方面建立了完整周全的方法和策略，这些方法和策略在2009年猪流感、MERS及2019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继续为亚洲及世界各地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指导和帮助。” 对于管轶和裴伟士工作的影响，盖尔德纳奖官网如此介绍道。

获此殊荣 “实至名归”

多年来，管轶和裴伟士一直致力于新发传染性疾病研究，在多种重大新发疾病上均取得重要突破，为控制疾病的全球性蔓延作出了杰出贡献，此次获奖可谓实至名归，多位业内专家对二人的获奖也表示了肯定。

国际疫苗学家、美国麻省大学医学院教授卢山表示：‍‍他们永远在准备着——管裴二人常年坚持不懈地做基础病毒学研究，‍‍因此当有新发传染病暴发时，他们能以扎实的‍‍科学基础‍‍、优秀的实验团队‍‍和自身的知识敏感及时应对。

病毒学家、香港大学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冬雁告诉《知识分子》，2003年SARS肆虐期间，裴伟士教授与香港大学微生物系的袁国勇教授共同发现SARS病毒，并在第一时间立即与全世界分享，“这是当年控制疫情的关键”。

另外，金冬雁介绍，SARS疫情初期，管轶与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的郑伯健教授同赴广州，与内地的钟南山院士建立合作关系；管轶又与郑伯健等展开动物溯源，最后确定果子狸等为病毒的中间宿主，对疫情防控作出重要贡献。

“他们二人获奖实至名归，是对香港大学作为全球冠状病毒研究重要中心的再次肯定。这是国家和香港特区的骄傲，值得我们珍而重之。” 金冬雁说。

得知二人获奖，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为他们感到高兴，也为香港大学长期以来在传染疾病方面的研究和世界级水平的贡献而自豪。张翔告诉《知识分子》，两位科学家世界一流的研究为解决传染疾病包括SARS 和新冠肺炎奠定了科学基础和医治方案，而香港大学长期以来鼓励和发展基础研究，雄厚的科研实力和良好的学术环境能让学者们用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沉下心来专心做一些事情”。

盖尔德纳国际奖

加拿大盖尔德纳奖素有 “小诺贝尔奖” 之称，授予全世界最出色的生物医学研究者和全球健康研究者，包括加拿大盖尔德纳国际奖、加拿大盖尔德纳怀特曼奖和约翰·狄克斯加拿大盖尔德纳全球卫生奖三个奖项。

据统计，自1959年颁发首届盖尔德纳奖起，共有403名科学家获得该奖项，其中 102位获得者获得了诺贝尔奖。

2021届盖尔德纳奖共有7人获奖，除管轶和裴伟士两位科学家获约翰·狄克斯加拿大盖尔德全球卫生奖外，盖尔德纳国际奖颁给了玛丽-克莱尔·金（Mary-Claire King）、丹尼尔·德鲁克（Daniel J. Drucker）、乔·哈本纳（Joel Francis Hagener）和延斯·霍尔斯特（Jens Juul Holst），而盖尔德纳怀特曼奖颁给了伊丽莎白·艾森豪尔（ Elizabeth Eisenhauer）

信息来源：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